城市化 - Rueee

城市格局可能会迎来大变天

原创红尘之眼红尘之眼 2024-03-10 15:11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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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杂谈」

文 | 院子

编辑 | 院子

近日有个重大信号，《经济日报》连续几天刊发专论，提出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聚集，加快都市圈和城市圈的发展。有意思的是，专论的署名是钟才文，大家可以在手机里面输入一下这个名字的拼音，会拼写出什么词语。

我们都知道，城市化的演进路径，存在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都市圈化，第二种是就地城镇化，不同区域的城市梯度发展。

这两种路径有不同的侧重，就地城镇化侧重安全，都市圈化侧重效率。

从安全的角度看，最理想的城市模型是就会控制城市的规模，控制最大城市的规模，然后扶持二线、三线城市，最后形成一个梯级。

但从效率的角度看，城市化的最后演进结果就是都市圈化。

要讲通这个逻辑，首先来看城市的含义。城市是由“城”和“市”组成的一个词汇。城，就是墙围起来的一个区域。直到18世纪，城墙仍是城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市，就是交易的场所、流通的中心。任何一个东西，首先要具备功能，才有存在的意义。城市的功能，就是用流通量来换取交换量，从而产生财富的增量。

人类最初的城市，实际是商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更好地交换。交换就是资源配置，商人的功能是将资源配置到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什么地方最能创造财富价值？答案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而能不断提升整体效率的，是聚集。这种聚集包括生产聚集、交换聚集、流通聚集、交通聚集、沟通聚集等等。

当所有的财富生产要素都是越来越聚集的时候，整体效率会不断迭代和提升。所有财富生产要素的聚集，正是大都市圈的底层逻辑。大都市圈，说白了就是财富和财富生产要素的聚集圈。

一个城市，当它的人才、资金、技术、产业等财富创造要素密度越高时，效率会越来越高，就越能创造出财富的增量。在财富效应的吸引下，假如城市规模可以自由扩张，头部城市会越来越大。

比如韩国，虽然国土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人多国小，但大部分国土都是荒无人烟，人口主要聚集在都市圈，地区间的人口密度差距居然高达400倍。世界各个国家的单位土地面积GDP产出图显示，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的经济都高度集中在少数的都市圈内。关于都市圈，法国有1个，英国有2个，日本有2个，美国有5个。各个国家超过50%的GDP均聚集在这些都市圈内。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有一半的经济活动聚集在1.5%的陆地区域内。开罗甚至以埃及0.5%的土地创造了整个国家50%以上的GDP。

纵观全球，都市圈化的趋势也是非常圈定的。随着生产方式的快速进化，最终全球90%的人口会集中到全球总面积1.5%的超级都市圈，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人口最终降到10%。

我们的城市化，最终会选择什么路径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了解我们城市化的完整过程。

城市化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地方从低公共服务水平向高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的过程。城市的特征，就是能提供农村所没有的公共服务，城市土地价值，主要来源于土地上面的公共服务。深圳和鹤岗，两个地价所包含的公共服务存在巨大差异。

公共服务就像一个杯子，城市不动产的价值就是透过杯子的灯光，投到墙上的影子，影子晃动很正常，更重要的是看杯子的本身。

城市化的启动，有一个特殊的门槛，就是要跨越原始资本积累的门槛，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都需要一次性的大规模投资，包括看得见的交通道路和看不见的地下引水工程。

在传统经济中，大规模投资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过去剩余的积累，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城市化的突破性的进步，主要得益于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通过现代信用体系，未来收益可以贴现到当前，使资本的形成方式得以摆脱对过去积累的依赖，转向预期收益。这一转变，相当于增长要素的基因突变。

土地收入就是现代信用体系的一个基因突变，土地收入的本质是原始资本积累模式。土地收入之前，原始资本积累模式是过去剩余，土地收入之后，转变成了未来收益贴现。

在公元前3 世纪到15世纪之间，中国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一直是遥遥领先的，但15世纪之后却慢慢落后于西方，核心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建立起现代信用体系。

15世纪之后，西方国家主要靠外部掠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原始资本积累（包含基础设施）完成之后，就会带来持续性税收。这些税收可以通过现代信用体系再抵押，再投资，自我循环，加速积累，进入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现代信用体系的核心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无法获取初始信用，原始积累只能完全靠内部积累。内部积累是非常缓慢的，如果强行积累，则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比如，秦朝投资长城，隋朝投资大运河，都触发了全国性的动荡。

15世纪之后，中国并不是没有信用体系，只是中国的信用体系是民间信用，民间信用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信用链由自己延伸开去，信任程度会逐层递减。

1949年，中国重获完整的税收主权之后，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依靠掠夺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在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路径上，中国选择了我们所熟知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是通过自我输血，强行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一种模式。农业的积累，持续转移到工业部门，通过自我造血的路径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

但这种自我造血的路径无法完成城市化的积累，因为它无法让生产和消费实现有效的循环，1978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8%。如果沿着历史的时间轴做对比的话，春秋末期，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15.9%，北宋城市化率为20.1%，南宋城市化率为22.4%，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无法向上突破。

1978年之后，依靠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模式难以为继，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踏出突破性的第一步，尝试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国逐步开创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的原始资本。

1978年之前，中国完成了充分的准备。它把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城市超过90%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从80年代开始，通过市场机制，逐步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为启动中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

现在，我们的城市化已经历史性地突破了50%，再往下走，应该是怎么样呢？

回顾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这高歌猛进的几十年一直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转化为城市化的资本，这背后就是一种货币的现象。

进入了信用货币时代，每一种货币都得有对应它的信用基础。我们的货币要想扩张，它所对应的信用基础就得扩张，要不就会引发恶性通胀。

货币扩张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信用基础也会持续扩张。信用基础扩张分对外和对内，对内主要是做大民间信用。如何做大民间信用呢？这几十年一路过来主要是做大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链条长，有杠杆效应，具备信用乘数放大功能。要想高质量地完成货币投放任务，房地产是最好的渠道之一。

未来的人民币信用基础要想得到有序扩张，应该怎么办？

答案是应该不断做大优质的金融资产，因为高质量的货币投放需要新增优质金融资产作为投放渠道。

这就需要将优质的产业和基础配套聚集到都市圈，将都市圈内的产业和资产发展成为优质金融资产，将这些优质金融资产发展成为信用扩张的主要工具。

至于都市圈外城市的房产，是很难成为优质金融资产的，无法作为货币高质量投放的优质渠道，原因有二：一，这些城市的房价被推高之后，没有二次交易的可能；二，这些城市的人口流出趋势明显。

从目前来看，我们都市圈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下面以粤港澳大湾区解释一下这种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基本盘是珠江三角洲，在空间上被珠江分割成为了东岸和西岸。东岸凭借成本优势和区位优势，与世界连接更紧密，慢慢与西岸拉开了差距，东岸的经济总量是完全碾压西岸的。

现在，这种城市格局逐步被改变。横亘在东、西岸的珠江，逐步被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中深通道，港珠澳大桥给“缝”了起来，这会很大促进整个大湾区都市圈内的生产要素流通，大大强化了财富和财富生产要素的聚集。未来，大湾区的聚集度会越来越强，所有的产业、功能、都会重新统筹谋划。

随着都市圈一体化的深入，整个大湾区逐步会形成三大圈层：第一圈层，创新要素聚集；第二圈层，高端制造要素的聚集；第三圈层，制造业基地产业集群。然后快速交通体系会将这三个圈层串联起来，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通，从而避免了制造业等产业的同质化竞争。

现在，人们习惯用环来描述城市的工作生活圈，内环、二环、三环等等。未来，大湾区内的城市格局将被深刻改写。同一个都市群内，各城市价值会再聚集，包括城市的综合功能、一线资源的再聚集，最终形成一个大湾区的内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格局。

很多人担心大都市圈的资源承受力会不会逼近极限，事实恰恰相反，人口越聚集，创新能力越强，聪明大脑越聚集的地方，越有智慧和科技将各种资源和能量不断转化。

按照上面的专论，信号已经很清晰，未来城市化路径会选择都市圈化的发展模式，不断放大人口规模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

原来，制约大城市扩容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土地因素。受耕地红线的制约，你一个地方再缺地，也不能乱改动。

未来，可能会实现土地指标跨省流动，中西部省份可以将工业用地复垦为耕地，多出来的用地指标，卖给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圈。东部将耕地置换为工业用地，实现了用地指标跨省流动。

这样，中西部的土地和人才源源不绝地输向各个都市圈，经济大省挑大梁，中西部负责粮食和能源。

城市的走向会是多重博弈的结果，但城市最终的走向，大趋势会看效率。回到个人，决定个人未来的，大部分决定于是城市的走向。选对城市，就选对未来。在这个十字路口，就看你怎么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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