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精神追求的人,最大的快乐来自感官

 

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这个看法或许有些主观或唯心,但外在的客观往往也是通过间接地影响我们自身来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世界是一面镜子,即使经历同样的事情,有些人感到饶有趣味,有些人感到穷极无聊,这种差别是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差异导致的。

 

 

据说,苏格拉底在集市上看到摆卖的奢侈物品时,说道:“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不少。”撇开基本的物质需要不说,精神世界丰富的人,自身的幸福通常受到外在世界的影响更小。

 

 

为了达到幸福,健康是首要的,因为它是内在的,所以它压倒了一切外在的好处。达到这一点后,一个人应当尽可能尽可能追求与自己个性相配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由于这种不相匹配带来的悲剧不胜枚举。人生在两个极端间摇摆,痛苦和无聊。健康避免痛苦,与个性相符的工作避免无聊。

 

 

“To enjoy yourself”带有某种深刻的意味,因为它暗示了幸福来源于自身。痛苦和无聊是人生的死敌,低下阶层终生与痛苦斗争,而上流社会终生与无聊斗争。当内在空虚时,人会寻求从外在获得注意力。但丰富的精神世界往往也提高了情感的强烈程度。在我看来,极端的冷酷或无情,或许也是一种强烈情感。

 

 

叔本华做出了一个相当武断的判断:要么庸俗,要么孤独。不过其精髓是值得汲取的。闲暇是人生的精华,要了解一个人时,不妨看看他如何度过其闲暇时光。抽烟、打牌是相当受欢迎的代替思考的消遣方式,它们有些像一个人穷极无聊时无意识的用指关节有节奏地敲击桌面的行为。

 

 

现实生活对于精神丰富者来说,更多程度上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们在物质生活之外,往往还过着一种思想上的生活。在健康实现以后,一种强烈的幸福是能够发掘、修养和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一种强烈的不幸是上述过程受到阻挠无法完成。

 

 

缺乏精神追求的人,最大的快乐来自感官。而几乎所有感官快乐都是短暂的,为此,不断追求一次又一次的感官享受成了生存的最大目的。极端的事例往往容易看出事物的本质,而毒品就是一个极端例子。

 

 

庄子在《逍遥游》里说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大部分人对我们的看法实际上并不重要,只有当这些看法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时,这些看法才值得考虑。减低我们对待别人意见的敏感程度是叔本华给出的一个建议,不过多多少少有点刚愎自用的意味。

 

 

隐居生活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使我们不用生活在别人的视线里,从而使内心宁静。而占人群绝大多数的低下阶层是否能够享受到这种生活的乐趣呢?通常来说会比较难,一方面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会给人带来外在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上的匮乏会让难以人感受到独处和内心宁静的乐趣。

 

 

快感的产生是意欲抑制得到了消除,因此每一种感官快感都只能持续相当短的时间。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大运数,是生活了一辈子却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痛苦,而不是曾经感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强烈的快感往往是短暂的,它会让人沉溺于她的魅力,从而承担随之而来的巨大痛苦。

 

 

在丰富的精神世界中,认识自己是一个每天都在持续至死方休的恒久母题。认识自己,需要认清自己的首要需求和真实意愿。通常来说,这种意愿会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我们拥有的和追求的越来越多,从而越来越不能确定每一项拥有和追求的重要性。

 

 

追求快乐源自本性,几乎人人都会。而避免痛苦,意味着要时时刻刻与本能斗争,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必须时时刻刻与与巨石的重力斗争。康德就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里说过,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所以局限于节制有助于避免痛苦从而增加幸福。

 

 

在每天晚上睡前,不妨详细逐一检查白天的所作所为,勤于反省。同时,常规的日记和对特殊事件的记录,也对获得幸福有所帮助。对过去的和已失去的过分丧气,以及对未来的和未得到的过分期许,使得人们常常忽视当下和所拥有的。

 

 

叔本华将每次睡眠和早起视为一次死亡和复活。起床的不适类似于出生的艰难,就寝的拖延视为去世的不舍。上午如同青壮年,下午如同中老年,晚上如同临近生命的终点。

 

 

“幸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很难求之于自身,但要想在别处得到则不可能。 ——尚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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