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大多数人来说，爱因斯坦的理论完全是个 谜。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就像对数学一窍不 通的人看数学专著一样永远一头雾水。可能也正 是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公众眼中是伟大的—— 他作出了革命性的发现，而这些发现无法被翻译 成通用语言。我们对这样一个人怀有敬畏之心， 他的思想高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他的成就 只能由少数能够遵循他的推理并对他的结论提 出质疑的人来衡量。但是爱因斯坦也并非是一个 躲在尖塔里与世隔绝的人。他的性格体现在另一 面：那就是对世间万物与公众的议论也十分关 注。他的看法揭示在公共演说、信件以及随笔写 作中。这些文章碎片构成了爱因斯坦的“马赛克 画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画像是完整的。 《我的世界观》是通过其发表在杂志、报纸文 章及信件、随感而发的日记汇集而成的杂文集。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 科学、宗教、社会、法西斯主义、教育、美国、和平、 犹太教、文化、哲学、伦理以及他对其他杰出人 物，如哲学家罗素、作家萧伯纳及科学家牛顿、开 普勒和普朗克等人的评论。本书以影响较大的 1953 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收录了《观 念与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和散落在别处的 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我的世界观》中文 版。其中有 20 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翻译成中 文出版过。 从事科学的人可能更关注爱因斯坦在创立 相对论时的思想，但是，在这本书中大约需要对 相对论有比较深的了解的人才能体会到爱因斯 坦的最初启迪。更多的科学文化领域的人或许对 这个世纪伟人关于世俗世界的看法更感兴趣。因 为他头上的光环过于耀眼，似乎遮住了人们的视 线，无法得知他对世界另一面的看法。这本书因 为译者方在庆从德文直接翻译并将部分未曾翻 译的文章归纳整理成册，使得我们可以跨越英语 以及其他语言的转译而导致失真甚至误解的区 域，直接走进他的思想。
二
爱因斯坦并非与世隔绝，并非对其理论莫测 而生崇拜之文化熟视无睹。例如该书中他给日本 小学生的信令人感动。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不久，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公众的兴趣有关。 1919 年，相对论在英国媒体竞相报道，在公众 中产生了巨大反响。1920 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出 资 5000 英镑稿酬重奖说明相对论的最佳作者，奖 金第一次被伦敦的专利局职员林顿·博尔顿获取。 媒体的报道引发公众对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崇拜，尽 管仅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他的理论。 上世纪 20 年代，新闻影片和无线广播成为 科普新的传播方式，爱因斯坦访问美国的新闻影 片是电影新闻片的重要事件。 而爱因斯坦在东亚和其他国家的科学传播活 动的报道由于其传播媒体不发达而报道极少。多 年后，他的旅行日记才被美国高级记者泽沃·罗森 克朗兹整理编辑，以《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东亚、 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的书名出版，第 一版是德文，2018 年 5 月英文版正式出版。出版不 久成为亚马逊畅销书。这本旅行日记主要记载了 他与当时的妻子埃尔莎·爱因斯坦前往远东和中 东地区旅行中的主要科学传播活动。在此之前，这 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对这些地区从未拜访过。 从书中可以看到，1922 年 11 月 17 日到 12 月 29 日，爱因斯坦在日本进行了为期 6 个星期 的旅行和演讲，引发了 70 年前明治维新后的日 本对物理学的极大热情和兴趣。在日本，成千上 万的观众聚集在观众席上，听他连续三四个小时 地阐述他的相对论，日本翻译将德语吃力地翻成 日语给日本狂热的听众。尽管很少有人能够听懂 其难解的理论，但是，满头卷发、烟斗和小胡子成 了科学家的形象，也引起很多日本儿童对科学的 向往和对科学家的崇拜。爱因斯坦的访日活动和 演讲引发日本的科普高潮，《科学知识》杂志和 《科学画报》先后于 1921 年和 1922 年创刊发行。 除了日本，爱因斯坦在香港和新加坡停留， 在上海短暂停留，在巴勒斯坦进行了为期 12 天 的访问，并在西班牙进行了为期 3 周的访问。 爱因斯坦在这一重要旅程中的活动、各个国 家的不同反响，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国家的看法与 见解完整地在这本书中生动呈现。该书由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已经引进版权并即 将出版中文简写版本。
三
几个月前，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展出了爱因斯 坦的 110 页手稿，其中许多从未公开展出过。当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 籍，定居美国。他将自己的科学著作和个人著作 遗赠给了希伯来大学。这份 110 页的手稿中，大 部分是手写的方程式，还有几封用德语写的私人 信件。在一封写给他终身好友米歇尔·贝索的信 中，爱因斯坦说他为自己从未认真学习希伯来语 而感到“羞愧”。 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对宗教与科学之间关 系的观点自然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在英文文献 中，有 1930 年 11 月 9 日《纽约时报》采访爱因斯 坦后发表的《宗教与科学》；1939 年 5 月 19 日，爱 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讲话 《科学与宗教 Ⅰ》；1941 年，在“科学、哲学与宗教研讨会”上的 讲话《科学与宗教Ⅱ》；1948 年 6 月在 上发表的 《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 吗？》（ ） 在《我的世界观》中，第一部分的 5 个关于宗 教与科学的文章应该是第一次从德文原版翻译 成简写中文。也许随着今后的文献挖掘会有更多 的相关文献出现。但是，从这些文章已经可以看 出爱因斯坦深邃的思考，并得到某些启示。 “即使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清楚地划分出各自 的领域，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 和强烈的互相依赖关系，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 标，但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已从科学那里 学到使用何种手段会促进它所建立的目标的实 现。但是，科学只能由那些追求真理和知识热望 的人创造出来，而这种感情又源于宗教领域。同 样属于这个来源的有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现 存世界中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来 解释的。我不能想象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 这种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表示这一 情形：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 盲目的。”他在这段话中告诫我们：宗教与科学 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和矛盾，理解的关 键在于理性与信念。 当今科学伦理问题陷入了争议的核心。在 21 世纪进入生物技术高潮时代，基因编辑改变人的 生命原生状态而引发公众恐惧时，公众对于科学 的理解开始出现变异。关于科学伦理的最初思考 大概也可以追溯到爱因斯坦。1955 年 7 月 9 日， 冷战期间，著名学者罗素在伦敦发表了《罗素— 爱因斯坦宣言》。它强调了核武器带来的危险，并 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寻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的 办法。签署者包括 11 名杰出的知识分子和科学 家，爱因斯坦则是在 1955 年 4 月 18 日去世的前 几天签署了这一协议。 获释后的几天，慈善家赛勒斯·S.伊顿提议在 伊顿的出生地——新斯科舍发起一个会议。这次 会议是 1957 年 7 月举行的关于科学和世界事务 的第一次会议。原子武器所带来的科学伦理问题 似乎更直接与明确。 重组 DNA 技术是生物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 和 60 年代迅速发展的结果。1975 年 2 月，由保 罗·伯格组织的关于重组 DNA 的阿西洛马会议 在阿西洛马海滩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该会议讨 论了潜在的生物危害和生物技术的监管。大约 140 名专业人士（主要是生物学家，还包括律师和 医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制定自愿遵守准则，以确 保重组 DNA 技术的安全性。这次会议还将科学 研究更多地纳入公共领域，其意义可以看作是试 图将一种预防措施应用于公众监督。 早期科学家与伦理学家对于科学的负面影 响的警觉与爱因斯坦的早期警示不无关系。正如 在《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的申述：“要是没有 ‘伦理文化’，人类将难以获救。” 当今世界，人类已经不可能离开科学和技 术，否则这个星球上 75 亿人将无法生存。但是科 学带给人类的福祉与灾害则需要人类的“理性”， 而“理性”则来自科学、来自科学家的思考，大概 需要更多的具有理性思维的科学家才能真正使 人类获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