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君临研究中心 君临财富昨天
目前，有不少人拿当下来对比2009年。
没错，是有那么些相似，都遭遇了重大外部冲击后，一针又一针的鸡血（印钱），勉强让经济回光返照，也勉强让金融市场维持了充血肿胀。
但是，人们的焦虑并没有减轻，对未来依旧惶恐而迷茫。
要我说，胆子应该放大点，既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间尺度怎么能拘泥于十几年？
视角怎么能短浅到央行印多少票子？
1871年，明治四年，一个规模庞大的团体从横滨港起航，要去实际感受欧美现代化国家的真实形态。
这个由诸多维新派实力人士组成的团队，便是日本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岩仓使节团。
在归国后撰写的报告序言上，他们写到：
“中兴之政，乃古今未曾有之变革。”
认识到“未有之变革”的不仅有日本的维新人士，也有晚清重臣李鸿章。
然而，都是在西方开启的现代化压力下做出的回应。
为什么洋务运动和清末改革，和明治维新比起来，效果却有云泥之别？
百年前那场由近邻开启的维新运动，其实对理解当下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倒是有些有趣的启示。
1
1867年，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一段著名的对谈。
那年是同治六年，太平天国之乱刚刚平定，捻军已是强弩之末，大清虽然缓了一口气，但王朝衰败之貌已浮出水面。
坐稳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闻首都治安不好，盗贼四起，百姓生活贫苦，很多妇女甚至都没裤子穿，他问赵烈文：
“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的原话是：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大意是，天下合久必分，假若中央权威不再，天下必将土崩瓦解，地方势必会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我推测不出五十年，大清就药丸。
后来大清并没有再活五十年。
四十四年后，明治政府在东亚确立了霸权，爱新觉罗家族却丧失了皇位。
也就是对谈那年，日本发生了“大政奉还”，即：
幕府第15代将军把政权还给了天皇，结束了持续260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
标志着日本封建时代的结束，近代日本的开始。
换言之，日本的“殆”来的比大清更早。
论起来，从1853年“黑船来航”始，就已经“主威素轻，风气已开”。
虽说大政奉还结束了日本封建制度，但实际上，日本的封建制并不像中原王朝，比如西周那种封建制，更像是曹操控制汉献帝，把持朝纲，挟天子以令诸侯。
把持朝纲的，就是日本幕府将军。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获胜，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掌握了全国的实权，成为最高统治者。
幕府下面有众多的封臣，封臣领地被称之为“藩”，相当于诸侯国，组成了日本封建时代的中央地方关系——幕藩体制。
▲来源：《岩波日本史：明治维新》
天皇则被架空，成了吉祥物。
既然成了摆设，为什么幕府不废了天皇，夺了鸟位呢？
与中国人一直秉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所不同。
日本天皇是有种的。
相传天皇是日本最早的神道教主天照大神后裔，注定要世世代代统治日本，做掉天皇要犯下百姓眼中的“弑神之罪”。
所以天皇就算丢了军权、行政立法权，宗教权还是没人敢名正言顺的夺了去。
这就是与儒家教义不同，儒家认为统治者必须符合圣人标准，以德行统治天下，假如皇帝有违天道伦常，那“彼可取而代之”。
这就是宗教伦理不同，所带来的“法统”不同。
然而，正是天皇这个法统，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避免了国家的分崩离析。
正如对大清忠心耿耿的曾国藩，听闻赵烈文的大清药丸预言后不免大惊失色。
赵却解释到：
“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简而言之，赵幕僚否认满清执政的合法性，也就是“得国不正”。
满清只能靠政绩来维持治理，与中国社会缺乏感情纽带，所谓诛戮太重，圣人很不爽。
所以，一旦满清中央政府出了问题，地方必然大乱，不会像东晋，南宋一样，还有一帮铁粉拥戴，保住半壁江山。
日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就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且无叛国之嫌。
正是如此特别的体制，催生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名场面——“下克上”。
2
1861年，大清刚赔了英法八百万两银子，日本这边就掀起了日版的义和团运动。
那年秋天，几名萨摩藩武士砍杀了三名英国公使馆官员，甚至还有武士因外国人误入其领主的队伍，便拔刀相向，当场诛服。
▲倒幕雄藩地理位置 来源：腾讯新闻
三年时间，武士们发起了70多起暗杀，还有不计其数的公开冲突。
当然，砍杀的对象不仅只有外国人，还有那些企图与西洋缔结条约，打开国门的“国贼”，包括幕府的高层干部，甚至是宣扬“西洋艺术”的公知。
这些堪称日版粉红战狼的，主要是在幕藩体制下既无上升通道，又无发财门路，郁郁不得志的下级武士。
所谓下级武士，是儒家君臣父子等级思想日本化的产物，通过意识形态划分士农工商的世袭身份，从而阻断阶层流动的可能。
这是一种高明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低成本的稳定，避免了资源匮乏的岛国走入内卷化。
但日本的“士”，并非士大夫，读书人，而是武士。
武士也有鄙视链，各级别之间不可僭越，政治社会待遇天壤之别，下士甚至见了上士，那是要脱了木屐，四肢伏地跪安的。
▲来源：《龙马传》
而下士起来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尊王攘夷”。
“尊王”，就是效忠天皇，可以名正言顺铲除所谓“国贼”。
“攘夷”，指排外，和天朝一样，日本同样认为自己文化优越，属于中央帝国，当然也要驱逐野蛮的西方“蛮夷”。
虽然下士们念的是“攘夷”的经，但真正攘的目标，却另有其人。
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带领的黑船来航，要求幕府结束锁国状态，一是要建交，二是要通商，按照西式的国际准则来处理国际事务。
幕府之所以锁国，主要为了限制潜在的敌人，比如藩国，会勾结“境外势力”，威胁其统治。
但锁国并不锁幕府，在长崎，鹿儿岛，对马，幕府还留下几个口岸，允许与中国和荷兰进行贸易。
一来垄断对外贸易利润，二来密切关注世界形势。
幕府知道，隔壁的大清在两次鸦片战争里吃了败仗，割地赔款。
幕府更清楚，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战端一开，断无获胜可能。
尽管幕府不想重蹈中国的覆辙，但还是担忧打开国门，与“天朝”体制不符，会冲击传统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并最终危及到自己的统治。
幕府采取的办法倒是深得“天朝”真传，和满清官员操作类似，采取拖延、周旋和蒙骗的手段。
希望洋人自讨没趣，知难而退。
▲爱新觉罗·耆英，因两头忽悠，被咸丰赐死 来源：网络
但美国人不是那么好打发的，第二年，佩里带来了更多的战舰，不答应，那就把江户夷为平地。
幕府没有办法，和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约的《日美和亲条约》。
这样一来，国内的那些热血青年们发现，原来“幕府将军这么怕美国人啊”。
▲描绘黑船第二次来航的《武州潮田远景》 来源：《岩波日本史：明治维新》
要知道，这种示弱，是致命的。
与中国支撑国家理念“仁政”不同，德川时代支撑政治体制的理念是“武威”。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皇帝之所以能君临天下，神威赫赫，那是因为皇帝必须符合儒家伦理，拥有优越的道德，天下归顺，百姓才会服从统治。
德川幕府则是拥有最强大的武力，借此威慑民众，这一套观念被称为“武威”。
那么当“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签，威胁到日本独立，那么幕府的“武威”就站不住了。
所以“尊王攘夷”是假，倒幕是真。
而作为倒幕主力的下级武士，可以说部分是为了建设新日本，大部分还是为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
当然，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
以西南雄藩——萨摩、长洲两藩的下级武士组成的明治政府军队，在鸟羽、伏见的战场上一举击溃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幕府军队。
初战胜利戳穿了德川幕府纸老虎本质，摇摆的各藩才会“谁赢他们帮谁”
为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铺平了道路，枪杆子里出了政权。
所以，昭和年间发扬光大的下克上，其历史渊源和精神源头，就始于倒幕运动。
至此，明治维新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还有一部典籍《周易》有云：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倒幕派的武士，其中不乏熟读儒家经典之人，他们选用“维新”作为口号，其实有意遮蔽了倒幕运动的暴力革命性。
而事实上，倒幕明摆着就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改朝换代”。
尽管明治新政府有意把革命装扮成变革，目的是神化天皇，打造出天皇统治“万世一系”传说。
可这就对我们认识明治维新，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面纱。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本比大清更激进，更系统性的学习西方，从工业技术到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乃至穿衣吃饭。
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所谓明治维新成功在于“脱亚入欧”，明显站不住脚。
一个政权大规模学习西方，这个行为本身就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根本上撼动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所以从因果关系上，明治维新是果，改朝换代才是因。
不然，为何明治政府，有着“萨长幕府”的雅号。
当然，有此雅号其实也说明了，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政治遗产。
实行统治的武士阶级在德川时代积累了行政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制度，培养了一批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才。
武士出身高贵，并且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在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深受整个社会的重视。
▲武士的装扮，最左边是长州的伊藤博文，最右边是萨摩的大久保利通 来源：《现代日本史》
通常认为在激烈鏖战的战场上，他们可以是浴血厮杀的勇敢战士，而在和平的建设时期，他们也能成为深谋远虑的官员和执政者。
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体系的话，就是有一支“先锋队”。
这是很多前现代化国家，梦寐以求却不可得的组织力量，为改革推行带来了高效的行政效率。
中国革命其实也是类似，读马列的，言必称莫斯科的不行，真正行的，反而是一帮旧学底子深厚的知识份子。
既然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更迭，本朝的剑就可以斩前朝的官。
很多前朝动不了的关系网得以打破，释放出的利益，本朝就可以再分配。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明治政府就得以推行一系列动摇“幕藩体制”的大刀阔斧改革，一纸政令畅通无阻，没遇上像样的反抗。
举个例子。
明治政府推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四民平等”等政策，回收了藩主的土地、兵权，改革了身份制度，代价就是承诺给过去的武士阶层发工资。
要知道，这是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明治初年，全国武士年薪2000万日元，跟八旗开支差不多，占了年度财政支出的30%。
包袱是要甩的，至于怎么甩，明治政府发明了一种高明的金融工具——“金禄公债”。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用公债，一次性买断武士阶层的终身年薪。
这种自食其言、砸人饭碗的事，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也只有当年“买断工龄”能与之相提并论。
虽说日本仿照英国搞起了“君子立宪”，但远远谈不上是西式的民主国家，它的里子，实际上是皇帝象征性独裁、郡县制度和文官政治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
真正掌握权力的，就是以萨长藩下级武士组成的官僚集团。
换言之，明治日本并非更像西方，而是更像中国。
虽说不像明清中国那样，权力高度向皇帝集中，那起码也是汉唐那种，皇权和相权泾渭分明。
皇权主要管“礼”，象征此国家之统一；
宰相才是管“政”，是政府的领袖，文官之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实际上，就算是明清皇帝，也谈不上乾纲独断。
比如那个一生精明的嘉靖，就是喜欢炼丹，生前被朝臣们不带脏字的戳着肺管子骂，快死了还要下罪己诏为自己开脱：
只缘多病，过求长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
那么，既然是中央集权国家，也就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桥段了。
4
1936年2月26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一片寂静。
凌晨5时，日本陆军低级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武器，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这起改变历史进程的“二二六”兵变，尽管军官们喊出了“尊皇讨奸”、“昭和维新”的口号。
但无非是军队的平民子弟想要复刻一次几十年前的倒幕运动。
依然无法掩盖“下克上”的事实。
▲诸君，很有精神！来源：《二二六》
在出发前的动员上，军官们对农民出身的士兵们痛斥到：
“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势，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从让人民更多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来看，明治维新谈不上特别的成功。
短短几十年后，新利益集团就以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
所谓新利益集团，其实也并不新，还是那帮武士阶层，只不过换了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势。
就拿上文提到的“金禄公债”来说，原本公债不可流通，只能分期兑现，是一种“死钱”。
但制定政策和享受政策的，毕竟是陈陈相因的一类人。
不久后，允许公债作为银行资本金的政策就出台了。
这是啥概念？就相当于政府白给一笔钱，让你去办银行。
1876到1878年，成立的121家银行，禄公债投资额就占了总资本的83%。
控制了金融，下一步自然是投资铁路、纺织、物流等现代工商业，进而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
这种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日本“财阀”的由来。
而正是前车之鉴，中国的执政者们，始终对“金控集团”保持了高度警惕。
所以，昭和军官们所痛斥的现象，也并非昭和年间的事，19世纪末就已经那副德行。
比如所谓的国企转卖，培育民营企业家，其实不过是贱卖国有资产给关系户。
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9.1万就卖给了三菱（老板为土佐武士），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5.9万就卖给了川崎（老板为萨摩武士）。
又比如修建江田岛的海军学校宿舍，一两银子一块红砖，英国原装进口。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光绪吃的十两纹银一枚的鸡蛋。
曾经的屠龙少年，自己变成了恶龙，这不就是中国历史上绕着圈的治乱循环么？
▲更为腐朽残暴的利益集团压制日本人民的民权运动 来源：《现代日本史》
怪不得“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要劝他的同僚们要多读汉书，他自己倒是落了个人头落地的悲情下场。
当国内利益集团迅速板结，改不动了，唯一的出路不就是出去抢劫吗？
5
回顾中国历史，新政权建立之初，总是生机勃勃，令行禁止。
此时，利益集团尚未膨胀，更无关系羁绊、利益瓜葛，可以调动更多资源，行政效率更高，能干很多前朝干不了的事。
但随着政权的运行，不可避免产生大量冗员，形成路径依赖，更致命的在于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所谓官官相护、官商勾结，不仅占用社会资源，加剧贫富对立，还阻碍生产力发展。
就算有人想改，但沉疴重重，动弹不得。
因为每个人身处系统之中，人情世故、恩怨情仇，纵使伟大领袖，也会深感陷入蛛网般的无奈。
这就是东亚的文官政治，它不像美国的官制，总统一换，朝臣随着更迭，利益结构便随之洗牌，前任的错误政策也能被新官及时纠正。
但缺点也很明显：无法谋划长远利益，保持政策的稳定。
当然，为了克服文官政治的弱点，人们还是有法子的。
比如斯大林掌权后，肉体消灭老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犹太人，苏联的政治路线也从伟大的世界革命者，切换为民族主义，大国沙文。
苏联的徒孙国民党当年搞清共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实杀得最多的，反而是国民党。
正是由于肃反过于残酷，才有了改进工作方法的延安整风，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在改造不了，还可以放到边缘，做做妇女工作。
正是对中国典籍的熟读，所以在大部队进城之前，要不厌其烦的劝同志们不要学李自成，“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正是对官僚主义的反感，才会在1957年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要“开门整风”、“内外夹攻”，从党内外两个方面整顿作风，可事与愿违，最终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正是对治乱循环的警惕，在滴水洞的家书上，要写“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没有那“天下大乱”，何来后面颇为顺利的改革开放？
写到此处，想必聪明的读者一定知道，为什么我们对全面深化改革，那么有信心。
至于未来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毕竟看得懂《屠龙纲要》的，大多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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